蚊子
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在非洲、亚洲等地的部队发生了疟疾大流行，特别是在东非的英军，感染疟疾丧生者达10万以上。奎宁的供给足以左右殖民地战争的胜负。德国因为经济被封锁，无法取得奎宁的原料金鸡纳，加速研发新药的脚步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为防止传染病人侵，各国军队皆以近代化方法严加戒备，但因方法不够周全，各地仍不时爆发流行。
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，微生物学上不断有新的发现。1930年，持续研发疟疾新药的德国终于成功开发疟涤平（Atebrin）（译注：疟疾的预防与治疗用药奎纳克林[quinaeiine]的英国商标）；这是第一种不需要金鸡纳的抗疟疾治疗药。此后，德国仍不断研发新药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，又成功开发了磷酸氯奎宁（chloroqlzine）。1928年，英国的弗莱明爵士（Sir Alexander Fleming）则发现了青霉素（pellidllin），也就是盘尼西林，来治疗大范围的细菌性传染病。不过，1941年战争爆发后，青霉素才开始批量生产。而黄热病等病毒性传染病的病原体也相继被发现，各种疫苗陆续成功开发出来。
在那个时代，各国的当务之急是将军事医学领域里的新知识运用在军队里，严加防范传染病，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做准备。日本政府、军方与医学界也随着军国主义的高涨，全面加强军事医学。
由于传染病的病原体己被发现，各国用来确保士兵健康的疫苗和治疗法首度发挥了效用，但生化武器也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形成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，日本和欧美各国在军事医学的发展上已有失控的现象。
1939年在欧洲战线揭开序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是全面对抗传染病的一场战争。战线不限于欧洲，后来更扩及非洲和中东、近东，但士兵不畏传染病，奋勇作战。当日本加入战局时，原本全面武装的同盟国已开始松懈。原来，日军自开战以来即猛攻爪哇，更积极夺取原来由荷兰管理的金鸡纳农园，以断绝同盟国的奎宁来源。此举严重影响在非洲战线作战的同盟国军队，许多士兵因此暴露于感染疟疾的危险之中。同盟国后来顺利取得奎宁的代替新药疟涤平，在非洲打胜。
日本参战后引发的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一带的战局，是日本和欧美各国在古典旅游医学水准上较量的最后一战。双方阵营皆运用了过去所累积的知识和技术，全力迎战。欧美在军队调度上以经验丰富取胜，尤其是疟疾的防疫政策略胜一筹。战争期间，美日双方的军队都服用奎宁和疟涤平来预防疟疾，但是美军因为有建设巴拿马运河的经验，不忘对士兵施以充分的卫生教育，彻底落实驱蚊的工作。不仅如此，他们预测到兵力会因为疟疾而减弱，早已事先编制预备军。最后，日本的补给线遭断绝，药剂不足，各地日军在遭受美军攻击以前，就被疟疾瓦解。如此一来，这场战争已分出胜负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军事医学和热带医学在败战国日本的国内，都被视为往事尘封起来。军事医学留有军国主义的残影，热带医学仍带有帝国主义的气息；在当时的背景下，这样的医学是不被允许的。以这两种医学为基础的古典旅游医学更被视为禁忌，受到压抑。
另一方面，古典旅游医学的发展在欧美各国内也被迫中止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许多殖民地国家在民族主义的声浪中纷纷独立，群起指责战前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风潮。在这样的国际社会背景下，热带医学不得不转型，只负责解决热带地区居民的健康问题。随着和平时代的来临，公然研究军事医学的风潮也已消褪。而冷战开始，古典旅游医学更变成一种军事机密，埋没在大家注意不到的角落。